和颜峻做了一个关于FEN的访谈。访谈的契机之一是，摩登天空发行了FEN组建十年的第一张正式出版物，现场专辑《四个错误》。在之前宣传介绍里，摩登天空将这张专辑描述为这个厂牌发行过的“最噪的一张”。
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FEN这个名字。那么读访谈之前，不妨先来读一些这个组合的背景介绍。
FEN共有四位成员，分别是日本的大友良英(Otomo Yoshihide)，韩国的柳汉吉(Ryu Hankil)，新加坡的袁志伟(Yuen Chee Wai)，还有中国的颜峻。每一位成员都有非常复杂多面的音乐触角，在此不展开论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移步澎湃新闻，这里有一篇资料翔实的人物介绍。
相比起“乐队(band)”，或许“项目(project)”这个词会更合适FEN。因为乐队嘛，通常都是成员经常见面排练，吉他贝斯鼓什么的。然而FEN不排练，设备里看着像乐器的只有电吉他。甚至，他们根本不谈论音乐。不过，他们仍然称自己是一个“乐队”。因为他们在一起的主要活动就是演出，哪怕他们并不商量要怎么演。
FEN 四位成员的护照 摄影 颜峻
大友良英是日本实验音乐的宗师级人物。在1980-1990年代，日本大音量高能量的地下音乐为欧美的同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友良英主导的采样/噪音爵士乐团Ground Zero 更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名字。2000年后，他的音乐触角有了更多的变化与延伸。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由于大友良英也做很多电影配乐的工作（比如90年代《蓝风筝》《虎度门》），他的拥趸不仅限于那些专注于噪音/即兴的前卫乐迷。2013年，他为热播剧《海女》所的配乐大获成功。2016年他来北京演出的时候，观众里不少人是追看日剧的宅男宅女。
如今，大友良英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日本实验音乐人”，然而在199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巡演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观众寥寥，很多人开场没多久以后夺门而逃。那次巡演的北京站主办人就是颜峻。后来听说在演出之后，他翻着字典和大友聊天聊了一夜。友谊就是这么开始的。
2009年大友良英在北京接受采访。图片由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提供
1999年，颜峻是中国最有名的地下音乐推广者之一。那时候无论你做音乐还是听音乐，一定会在各种杂志上看过他的文章。“非典”之后，颜峻的乐评写作逐渐变少，开始尝试“做音乐”（即使他并没有什么传统的音乐背景），投入更多精力来运作实验音乐演出（水陆观音、迷你迷笛、密集音乐会、不是音乐会……），发行唱片。过去的15年里，颜峻是中国实验音乐场景里最活跃的一个名字。
和颜峻类似，袁志伟与柳汉吉也都是当地实验音乐场景里非常活跃的人，身兼乐手/厂牌老板/活动组织者等不同身份于一身，他们也都在当地帮大友良英安排过演出。2008年，大友良英发邮件邀请这些活跃在远东实验音乐第一线的工作者一同组建一支乐队，将这些名字连系起来。这便是FEN的由来。
FEN 是Far East Network（远东的网络）的缩写。这曾是二战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军设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包括日本、冲绳、菲律宾、关岛）的电台与电视网络，1991年终止。而在大友良英这里，这个“古老”获得了另一种阐释。实验音乐总是孤独的，而网络的建立就仿佛是黑夜里的篝火，可以引路，也可以抱团取暖。
从2008年组建至今，FEN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演出（包括两次中国的巡演），但从来没有发行过专辑。不过在未来的一年里，他们将要发行很多张作品。《四个错误》将是第一击，此外他们还将发行另一张现场录音、一张录音室专辑，以及一张基于展览的专辑。
《四个错误》专辑封面
问：马上，FEN 会连发4张专辑，在摩登天空发的是第一张。但其实这个计划组建已经十年了。你们沉默了十年，现在准备井喷，这其中有怎样的缘故？
颜峻：大约是2010年或者2011年，我们在东京的gok sound 录音棚录过一些东西，同时也找了拍大友纪录片kikoe（听闻）的导演chikara iwai，请他跟拍fen，打算做一张dvd。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我想也许是因为那个阶段的音乐还不够有特点。那时候我们惟一的特点就是爱吃，或者加上音乐上随时改变方向（如果这个也算特点）。
摩登这个cd 是2016年的现场录音，另几个是2016的录音棚录音（和现场前后脚，在纽约录的）、2017年的欧洲巡演录音、2018年的声音装置（这个还没有最终决定）。除了那次录音棚和夭折的电影计划，之前谁也没有想过出版这件事。甚至纽约的录音棚那张也是因为别人邀请我们去录音。纽约现场之后，大家说嗯可能还不错，那么拿给近藤桑听听吧。近藤桑，也就是gok sound 的老板近藤祥昭，和大友合作多年的音响师，就混了一版给我们听。大家又说嗯可能可以出版吧……其实就是这样，后面的几张也是，没有什么计划。2016年年底我在柏林看演出，碰到俄罗斯的mikroton 厂牌的老板vlad，他问我fen 有没有东西想出版，我说有啊，给你那张录音棚吧……对，就是这样。
问：我们可以先说说最初。在组建FEN 之前，你办过大友良英的演出。另外两位成员袁志伟和柳汉吉，你们彼此认识吗？在组建前你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吗？
颜峻：另外三位成员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因为办了大友的演出而和他认识，而被他拉到一起了。其实一开始他还打算找马来西亚的吴利光，不过利光正好有别的事。当时我也试着搜了一下袁志伟和柳汉吉，袁志伟在网上信息很少，柳汉吉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意识到我已经在首尔见过了他的几个朋友。那时候首尔的东西非常酷，完全没有什么意境啊东方啊，也更没有什么潜意识啊西方啊之类的调调，全都是改装的日常机械设备，纯粹的噪音，没有任何效果器和消费产品（我是指boss、dod、korg……），我被他们惊到了。
2009 年FEN 北京现场时的大友良英。图片由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提供。
问：我记得之前看一篇文章说，FEN 的组建契机是，大友良英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他身边这些国家地区的实验音乐场景——他早就对欧美诸国的实验音乐很熟悉了，却对邻近的远东同行很陌生——促进这个地区的网络联系。因此在2008年前后，他邀请了这几位国家的乐手兼厂牌/活动组织者，开始了FEN。不知我的回忆是否准确。现在十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个最初的目标或说期望，现在的完成度怎样？
颜峻：大友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we insist?”（香港sound factory, 1992）里，已经写到过，因为对日本资本主义霸权不满，而希望建立起一个亚洲的地下音乐网络。我想他是一个比较早意识到亚洲的潜力的人吧。这个话题当然很特别，因为东亚和东南亚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独立、现代化、战争，又处在国际政治的敏感地带，实验音乐、当代艺术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当代艺术是由独裁者最早支持的，是不是很奇怪？不过，我想他是从一个地下乐手的本能出发的，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政治化的政治”。
现在当然有人开始谈论fen 和东亚现代性或者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真的和很多朋友吃了很多宵夜。尤其是袁志伟，做为大友发起的asia meeting festival 和ensemble asia 的总监，他好像已经吃遍了东南亚。对，我们真的认识了很多朋友，也促成了许多合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 马来西亚的flex 电影和音乐节、新加坡的play freely 音乐节、印度尼西亚的各种节…… 现在的东亚和东南亚，比10年前好玩多了。
2013 年的FEN 上海现场。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问：在平时里，FEN 的成员之间联络多吗？你们会谈论哪些话题，或者，会回避哪些话题吗？
颜峻：平时联络不多，尤其是大友，他非常忙。最近几年另三个人联络多一点，志伟和汉吉在韩国合作了一个戏剧配乐。我和志伟出版了一张二重奏cd。今年志伟设计了茶博士和fen 的两张专辑。他还和天文台乐队来过中国巡演。另外，志伟做为asia meeting festival 的总监，和大友之间的工作联系也不少。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聊吃的，互相挤兑，聊八卦，骂各国的右翼，发明各种金句名言，从来不聊音乐。我和志伟单线联系的话可能会聊聊茶，他有时候也帮我从马来西亚带茶，再就是互相推荐最近在听的音乐，他是孙燕姿的粉丝。我和汉吉会聊点学术思潮什么的，还有洛夫克拉夫特、外星人和幻想小说。
问：说到吃，我们不妨插入一个话题：你们四个人的口味是怎样的？有什么偏好或者忌口什么的？十年里一起吃了这么多顿饭，你们印象最深的一餐是哪一回？
颜峻：哈哈好问题:)
一开始我吃素，志伟抽很多烟。没过几年志伟开始吃素（海鲜素），戒烟，我开始吃肉，汉吉抽很多烟。
我们吃饭口味没有太大不同，不过汉吉不吃鸡肉，志伟不吃肉，所以在一起吃鱼和海鲜和蔬菜会偏多一点。大友一直以大胃王著称（参见kahimi karie 写的out to lunch 唱片内页），现在虽然总是说要少吃一点但是还是停不下来。
我们去的都是普通饭馆。也常常吃主办人自己做的饭（很多场地都会有厨房）。在意大利总是吃得超级棒，两道主菜！下午的萨拉米拼盘和红酒！超级小的浓缩咖啡早餐！还会去主办人家里吃饭！在韩国新加坡中国我们都会事先做好功课安排每天不重样。在日本总是白天吃面，晚上演出后一大堆人去居酒屋，最多的一次是一次正式晚餐加两次居酒屋。在纽约我们靠本地的朋友写的美食清单，不过那实在是太贵了，最后我们也轮流去了日本菜中餐韩国餐馆。在伦敦好像没有什么美好记忆，不过我和汉吉都是炸鱼薯条的粉丝，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吃了很多炸鱼薯条。在纽约坂本龙一来看我们，送了很多面包到后台，后来全都失踪了，最近揭秘，是汉吉趁我们都在聊天，一个人吃光了。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瑞士洛桑的luff 音乐与电影节，晚上什么都没有，走了很久，最后只好吃麦当劳。
问：可以想见，你们的每一次的演出其实都挺麻烦，至少有三个人需要坐飞机。你们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怎样的讨论吗？你们是否会在出发前告知对方，你们会带怎样的设备吗？
颜峻：不讨论。通常是其中一个人写邮件说，嗨，某年某月可能会有演出，大家日程如何，然后就一直在讨论机票啊酒店啊这些事。没有人会提到要带什么设备，或者有什么想法。说真的，19年1月在新加坡有个演出，我们受邀参加一个“极简主义”的系列演出，想想就晕，我们和极简主义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怎么演呢？但好像也没有要讨论的必要，如果我决定只带一只话筒就去，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任何困扰。
问：如果单纯从设备上来说，FEN肯定是有过很多次变形的。你还记得期间有过怎样的变化吗？我还记得2009年第一次看的时候，袁志伟使用笔记本电脑，柳汉吉使用钟表（还是打字机？反正很机械的东西），大友良英用吉他和唱盘，你是反馈，还读了诗；2013年的时候，袁志伟已经开始用KORG的小合成器了，柳汉吉用一些东西在鼓上振动，声音很大，大友也不用唱盘了，你也没读诗：）。而现在，FEN的配置是两把电吉他（大友良英和袁志伟），你使用电子设备，柳汉吉使用笔记本。目前的配置似乎已经稳定了很长时间里，这个配置又是怎么成型的？
颜峻：对，一开始大友还用一只地鼓，志伟还弹过钢琴。那算是比较经典eai 的一个阶段。当然我读诗这部分，也算比较不那么经典。2009年秋天的巡演之后，我就不读诗了，只用反馈。我从2015年日本巡演开始，把设备减少到了现在的样子：一个调音台、三根音频线、一个均衡效果器、一个微型话筒放大电路、一个接触式话筒。
那是巡演的最后一站，在京都的metro，和其他人合奏，大家音量都很大，我发现很少的设备也可以胜任这种合奏，从此就决定不增加了。那个巡演也是志伟第一次用吉他，因为他刚刚完成天文台乐队的日本巡演，正好带着吉他。
大友一把吉他走天下好像也有一阵子了，他现在很摇滚，很爵士。汉吉换电脑应该是2014年，我们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第二次演出。他说最近在研究MAX/Msp，打算搞一些跳舞音乐，然后就拿那些奇怪的跳舞音乐来加入演出了。换电脑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喜欢看他的设备（最早是钟表的内部结构，后来是打字机控制的小马达），而不是听他的音乐。现在他的patch 是这样的：即兴写一句话，用这些字母来决定声音的参数。
现在的设备已经稳定了一阵子，我想再过一阵子肯定又会有变化，但不知道会怎么变。我们开玩笑说也可以跳舞啊，或者谁站出来指挥别人，说的多了我就真的想试试跳舞，哪怕只是试几次。
2009 年FEN 在北京演出时候的柳汉吉，这套设备他现在已经不用了。图片由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提供。
大友良英如今一把吉他走天下。这块U形铁以及严重磨损的吉他都早已成为他的标志。
问：你可以讲讲你和柳汉吉的设备工作原理吗？在录音里，它们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在平时的演出里，你们会使用这套设备吗？
颜峻：上面说了我主要是反馈，不过我用的一些电路不大好，一旦电源不干净，或者没有接地，就会有很大的底噪。而且也太沉了，总共17公斤。现在的设备很少，是所有的音源都接到一个无输入反馈的回路中，让它们互相干涉。那天和一个玩合成器的聊了一下，发现可以这样解释：就像是几个振荡器相互调制。总之就是试过各种破坏和胡整之后得到的连接方法。你在录音里听到很多不规则的、脏的声音，往往是我的，有大量的高频，还有白噪音，还有一些噪音组成的节奏。
汉吉就是用输入一句话来控制参数，比如说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决定声音的长度，另一个字母觉决定开始的音高，等等。这段声音一旦发出，就不能修改，除了调整音量。所以他发出一个声音，可能不知道会延续多久，也不确切知道会怎样变化，更不知道接下来别人要怎么演奏。这个很酷。录音里有一些很有磁性的声音，很结实的质感，有的是滑动的，往往是他的。他对噪音的音质很着迷，最多会同时用到128个虚拟cpu来合成一组声音。
我平时偶尔也用这套。茶博士演出就用。汉吉也是。不过我们都有很多别的项目。你可以搜一下他的视频，比如说在打字机里装上电阻，再通过arduino 驱动小马达，让它们敲鼓。非常有趣。这个也是即兴写一些句子，也是不知道将要发出什么声音。他说也许会出版这些在现场写下来的句子。
问：也讲讲那两把吉他。吉他的声音很清晰，不过哪一个是大友的，哪一个是袁志伟的？你可以描述一下它们的声音吗？
颜峻：他们两个都会刷很多布鲁斯摇滚的和弦，也都有不少大段的反馈，也常常交织在一起，我也总是分不清。袁志伟有时候还用电子硬件，加一些噪音进来，这样就和我的和汉吉的很接近，我大概能分辨出70%吧。大友的旋律是很容易辨认的，而且他用fender twin reverb音箱，这时候声音就更容易辨认。温暖但强烈，或者说怀旧又强壮的缓慢的旋律，很精彩的变奏。他真的是旋律和变奏天才。反馈的音色有时候也可以分辨，志伟用jc120，声音要更硬一些，更野一些，但他的拨奏没有大友那么果断。
问：设备的变化肯定会带来声音质感的变化，或许，也会带来音乐方向上的变化。不知道你对此是否认同。你觉得，FEN是否存在有什么很明晰的音乐方向？如果有的话，在你看来，这种方向有着怎样的演变曲线？
颜峻：对，双吉他阵容开始的时候，对经典eai 绝对是一种背叛。突然间变得很男性，很整体。这和之前的以纯粹声音、纯粹噪音为主的集体即兴，完全不同。
在我看来，变化非常不明晰，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直到2016年以来的双吉他阵容。这个曲线就是从比较精细的eai 回归到轻松的摇滚乐。
问：我记得，你们某一年欧洲巡演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韩国超市里演出。那是怎么发生的？你们都演了一些什么？
颜峻：那也是2017年欧洲巡演的一站，在科隆。那天汉吉的包被偷了，所有的钱都丢了。我们四个的脸色都很难看。演出是在一个亚洲超市里，主办人好像是常去那里买东西，所以突发奇想，问了老板。老板说行啊来吧，他就弄了些音箱什么的，除了我们还有几个科隆乐手一起合奏。大家坐在货架之间演的。
我们当然就演了一个“今天丢了钱我们很生气”的混乱大即兴。
FEN 在科隆的远东超市里的演出摄影Elisa Essex
袁志伟在超市的一角 摄影Elisa Essex
问：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了很多FEN的演出视频，都是近几年的现场。然后我很意外的发现，它居然是一种非常浓烈的“噪音摇滚”，只是没有贝斯和鼓。“噪音”来自两位电子乐手，“摇滚”来自两位吉他手，他们的guitar riff 有时真的很迷幻——现在专辑就要发行了，但我听后又发现，那种“很浓烈的噪音摇滚”的感觉，在专辑里并没有出现。是我的误会吗？还是你们对于发行物的一种刻意选择？
颜峻：我们把自己的风格称作“抽象摇滚”。因为“噪音摇滚”一般是有鼓的那种，“自由摇滚”也是要有鼓。没有鼓真的就很抽象了。另外，在经典噪音摇滚的线性走向里，接近高潮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轻易地一股脑往上冲，平铺直叙的时候，也可能节外生枝，这个在最近的演出里比较明显。
摩登天空的这张专辑正好是一个很长的现场，场地很大，加上我们一小时前刚刚演了上半场，所以就不那么浓烈了。要出的黑胶专辑就比较浓烈一些。当然，这和做黑胶后期的lasse marhaug 也有关系，他的编辑、混音、母带处理都是按照经典摇滚乐来做的。
问：也请来说说这个光州展览的衍生品。看文本的介绍是，你们彼此没有商量，每人提供了四轨15分钟的录音，在展览空间的8个音箱里播放。大友没弄清楚规则，提供了一轨吉他录音，你很随机的把它盲剪成4轨，加入了45分钟的空白。至于这张CD，是你利用这些素材“盲混”的成果。“盲混”的过程里，你都在做什么？
颜峻：光州双年展是一个8声道装置，也就是每人一对立体声。总共1小时，分4段，每段15分钟。所以我们每人提供4个15分钟的音轨。然后我直接把它们扔到电脑里，每一个15分钟的成品，都是4个人各自的15分钟的混合。这个盲混的过程，我调整了几处音量，做了几处压缩。没有做别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很喜欢。我觉得它很多地方没头没脑，出其不意，不平衡，不民主，真的特别好
问：听上去，“随机”“盲混”这样的方式，很接近你的一贯的思路。其他三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因为在其它的录音里，我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一种“线性”的音乐走向，至少每张专辑在中间偏后的部分，都会有一段很美的，很静谧的段落，有点像是70年代氛围音乐的感觉。
颜峻：这个是我的主意，反正大家都互相信任，就这么做了。大友是彻底无所谓，汉吉喜欢实验，志伟一开始想设计但是被我说服了，总之大家都不介意结果好不好。
其他的现场录音，应该都有你说的类似的结构。录音棚那张呢？我很久没听都忘了。那种线性的结构就是传统的摇滚乐结构：能量和情绪的起承转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身处现代社会秩序重压之下的感伤和反叛的结构。我忘了大友是不是哪一次演奏了一段song for che。你知道，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基调，无论再多的噪音，或者再突兀的动机走向，都无法掩盖。我想我们四个都享受这种传统。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时间都要做激进艺术家。
问：最后想请你来讲讲，最近几年里，FEN四位成员各自的工作重心都包括哪些。
颜峻：最近几年，大友做了很多社会性的工作，像是策划札幌国际艺术节，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有很多的当地居民参加。2011年他和其他人发起了福岛计划，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性的艺术活动，日本有些政治家对此很不爽。另外《小海女》配乐成功之后，他成了日本最火的影视配乐家之一，特别忙
志伟几年前加入了天文台乐队，之后他们做了很多巡演，也做了一些像是和很多吉他手一起演奏之类的大项目。他做为asia meeting festival 的总监，和另一个总监dj sniff 一起策划了很多活动，主要是在东南亚。另外很多国际乐手路过新加坡，也会找他合作演出，或者请他安排演出。他有段时间用acoustic computer 演出，不过现在重心是吉他和硬件电子了。
汉吉总是处在失业状态，这样他可以花很多时间研究max/msp 和硬件，还有研究黑魔法和唐纳·哈拉维。韩国的艺术机构很多，他们常常请汉吉表演或者策划活动。他有时候也在大学教书，教声音或者教max。他的厂牌the manual 最近不大活跃了，因为唱片不好卖……都是些非常酷的东西，有点可惜。
我平时就是做音乐、做出版、写作。可能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多一点，巡演、旅行、排练、策划、做新的作品，这几年有很多新的作品出来，要比只是表演即兴音乐多花很多精力。出版方面，最近撒把芥末出版了夏宇的一套简体字诗集，算是10年来第一次出了爆款。明年会恢复出版cd 和一些黑胶作品，都是没有别人要出版或者没人要买的那种。写作比较快，我写诗几乎都是睡觉前或者起床前，写几千字的文章也可以用手机。最近有几本旧的文集要出，还在写两三个松散的有主题的东西，但都谈不上什么正经的“书”。
问：你觉得这些工作，和FEN（的音乐、方式、理念……）有怎样的重叠？
颜峻：只有社会性的工作是重叠的。fen 首先是一个社会性的项目，是人和人面对面相聚。然后这些人自然会搞些东西出来。在fen 这里，我们可以勇敢地说：音乐不重要。
